周高廉_领军功臣

　　1977年，贵州茅台酒厂。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历经沧桑、万物复苏，经历太多时代风云变幻的国人都憋着一股劲，都充满着一个希望——他们都盼望着有一个方向，有一面旗帜，过一种新的生活。

　　这是一个辛酸的年代，经过3年自然灾害和10年“文革”动乱，国酒茅台面临诸多困难，已连续15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连续16年亏损，亏损总额达444.2万元——整个茅台酒厂生产萧条、债台高筑、人心涣散、前途迷茫。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8月，中共贵州省委决定由周高廉出任茅台酒厂党委书记、厂长。重振国酒茅台，面临的困难、承载的责任，压在他的双肩上，沉甸甸的，而这担子一挑就是6年。

　　这六年，是茅台扭转乾坤的6年。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条战线开始拨乱反正，举国上下出现了百废待兴、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此时，如何振兴茅台酒厂，已列入了国家轻工部的议事日程，也成为即将调往贵州任省长的苏钢考虑和思索的一个主要问题。茅台酒作为国酒，其兴衰不仅关系贵州，也关系国家，振兴茅台酒厂的意义可谓非同一般。

　　经过省委商量，最后决定由周高廉来担任茅台酒厂厂长。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周高廉上任后没有点火，他到厂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调查研究。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他转达了中央、省委和省轻工厅有关重要精神，广泛听取大家的汇报和各种意见，认真分析当前的生产形势和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周高廉强调指出，大家必须做到“四个统一，即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为。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振兴，国酒才能发展。”

　　周高廉清醒地认识到，要治理好企业，领导是关键，在领导班子建设上，他认为一是必须建立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在困难面前能打硬仗的领导班子；二是必须树立廉洁奉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作风。按照以上两个要求，他对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具体分工，由一位党委副书记分管茅台酒的生产，三位技术副厂长分管茅台酒生产勾兑和科研工作，并相继对各车间、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加强。在作风建设上，他向新的领导班子成员宣布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说了算，定了干，天大困难都不变”，并使之形成一套过硬的工作作风。各级领导班子的建立和加强，标志着茅台酒厂开始走上正轨，为茅台酒厂的整治和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可靠的领导体系和组织基础。

　　在领导班子廉政建设上，他身先士卒，尽管来找自己帮忙的亲戚很多，但他却从不利用手中之权给予任何的帮助，他只有一个信念，原则不能放弃。

　　新班子建立后各方面工作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然而他们又面临了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和挑战。1977年国家下达的700多吨茅台酒生产计划到了8月份才完成400吨左右，占全年任务的53%，眼看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又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在考虑全面完成当年生产任务的同时，周高廉把目光盯到了另一个大的攻坚方向上——三车间。就是要抓紧三车间的投产准备工作，这是为今后茅台酒厂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措施。三车间是1974年国家投资扩建的，有300吨的生产规模。由于“文革”的动乱的极左思潮的影响，生产设备未能安装，水、电、气也不通，这一拖就是3年多，造成国家资产的严重浪费。如果三车间能尽快投产，1978年茅台酒产量可以超千吨，企业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他把自己的想法提交给党委研究讨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

　　在三车间的攻坚战中，周高廉亲自从动力车间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安装突击队，负责落实各项设施的安装工作。经费有困难，就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他和其他厂领导现场办公，亲自指导，并与大家同吃同劳动，加班加点，有时甚至通宵打旦，遇到困难马上解决，需要什么就解决什么。全厂职工因此深受鼓舞，安装突击队情绪高昂，干劲倍增。经过20多天的奋战，三车间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水、电、气、航车、吊斗等配套设施的安装调试工作。经有关部门鉴定，完全符合质量标准，三车间按预定的时间投产了。

　　三车间的投产极大地鼓舞了茅酒工人完成任务的积极性。到1977年12月底，茅台酒厂实现了建厂以来的“三个历史性突破”：一是产量的突破，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生产茅台酒760吨，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750吨的生产任务；二是销售任务的突破，年销售茅台酒387.8吨，比建厂以来完成生产任务最好的1936年增加了85吨；三是结束了连续15年未完成国家生产和销售任务的历史，亏损下降到10年来的最低水平（2万元）。

　　正当茅台酒厂生机勃发之时，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周高廉认为，学大庆虽然难度大，但茅酒工人具有几十年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是经得起考验的。酒厂长期亏损，被人们视为老大难的企业，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抓住这个机遇，把茅台酒厂建成大庆式企业。在认真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他自告奋勇担起了把茅台酒厂建成大庆式企业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并在会场上向轻工厅和各单位领导表示：“苦战一年，把茅台酒厂建成大庆式企业。”

　　肩负重任的周高廉从省里开会回厂后，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认真传达了会议精神，并把茅台酒厂建成大庆式企业的决定向大家作了通报，得到了与会同志的拥护和支持。“三老”、“四严”、“四个一样”是大庆精神的核心。在全厂学大庆动员大会上，他要求各级领导和全厂职工遵照“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为把茅台酒厂建成大庆式企业贡献力量。一场学大庆活动在茅台酒厂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创建大庆式企业的过程中，茅台酒厂还把学大庆和整顿质量包括产品质量、包装质量、服务质量、工作质量等结合起来，认为必须从企业管理上下功夫。为此，周高廉提出对企业的管理要“三管齐下”，一要管全、二要管细、三要管严。要从节约中挖潜力，从管理上要效益，并采取了相应的有力措施。首先在全厂深入开展节约一斤粮、一度电、一铲煤、一滴酒、一个酒瓶的“五个一”节约活动，收到了明显效果。第二是解决酒坛渗漏严重的问题，他带领生产质量管理方面的人员，抽查了近二万个存酒坛，发现渗漏率平均达到6%，而酒坛运输路程远，价格又高，长期这样下去损失无法估计。于是他带领财务科、生产科的同志到四川泸州地区进一步考察了泸州酒坛的质量情况，相比之下，泸州酒坛质量较好，价格又低，因此决定全部改用泸州酒坛，既保证了质量又大大降低了成本。

　　长期以来，茅台酒的外包装箱都是用木箱包装出厂，既笨重又耗费木材，而且成本过高。他和分管供销的同志商量，征求大家意见，认为可以采用纸箱包装，核算下来，不但降低成本节省木材，而且造型美观，便于运输，还减少了用铁钉封查、用铁皮加固等繁杂工序，提高了工作效率，从此全部改用纸箱代替木箱包装，受到消费者欢迎，也带动了不少酿酒企业在外包装上的改革。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经过全厂职工的不懈努力，茅台酒在产值、产量、质量、利润、销售额上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产量突破了1000吨大关，达1068吨，销售茅台酒600吨，比1977年增长了60%，其中出口茅台175.4吨，创下了建厂以来茅台酒出口最多的一年。同时，一举实现“扭亏为盈”，结束了16年亏损的历史，为企业进一步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茅台酒厂从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学大庆，开创了茅台酒厂新局面，使茅台酒厂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则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为茅台酒厂的振兴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20世纪70年代茅台酒厂的知识分子不多，当时全厂有大学生17人，中专生23人，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臭老九”，闲置工不用，严重的浪费人才。周高廉同志调茅台酒厂工作后，对大专院校毕业的专业人才非常重视和关心，经常和他们接触谈心，征求和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发现时任生产科副科长的季克良是难得的专业人才，年轻有为，便大胆举荐，由副科长破格提拔为副厂长，1938年又积极推荐提拔为厂长。

　　除认真抓好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外，周高廉还十分重视培养中青年干部，以敏锐的眼光，具体的措施，立足在本厂中青年干部中挑选人才、培养人才。将科技工程人员输送到省内外大专院校学习培训，回来后在重要部门挑重担。同时，还从工人队伍中挑选中青年优秀骨于到机关、部门、车间担任负责人，放手让他们在实际中锻炼成长，并选派到大专院校深造，让他们把学到的理论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逐步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这是茅台酒厂能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

　　现在茅台酒厂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期逐步培养成熟起来的，90%的领导干部是从本厂培养起来的，其中中青年干部占多数，他们现在是茅台集团的脊梁，担负着更为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1977年8月至1983年初，这六年间，周高廉与国酒茅台的创业者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重任，为茅台酒厂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国酒茅台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六年来，茅台酒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到1982年超计划完成1486吨，比1977年增长55%，六年共超产茅台酒413吨。

　　六年来，茅台酒厂经济效益一年比一年提高，1978年开始盈利6.5万元，到1982年共盈利424.1万元，六年共上缴纳税收2146.9万元，超过1957年到1976年缴获税收1394.48万总和的55%。

　　六年来，由于严格按茅台酒传统工艺操作生产，使茅台酒生产质量稳定提高，新酒合格率逐步上升，1982年合格率达到96.5%。

　　1979年贵州省轻工厅授予茅台酒厂“文明先进企业”称号，同年6月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茅台酒厂“大庆式企业”称号。1979年茅台酒又荣获国家最高质量奖——金奖。

　　1951年3月，调仁怀县委农民协会工作，参加全县一、二、三、四期土地改革，任土改工作组组长；

　　1952年，土改结束任仁怀县中枢区副区长，在西南廿大贵阳分校学习；

　　1953年，任仁怀县人事科科长；

　　1954年，任仁怀县计划统计科科长；

　　1956年，任仁怀县副县长，兼财贸办公室主任；

　　1963年，任仁怀县中枢区委书记；

　　1964年，任仁怀县副县长；

　　1965年，任仁怀县委副书记、县长至1967年；

　　1970年，初文革补台，任仁怀县核心小组成员，县革委副主任；

　　1970年10月，参加湘黔铁路建设任仁怀民兵团副团长；

　　1972年，任仁怀县革委副主任；仁怀县委副书记。1977年任中共仁怀县委书记，贵州茅台酒厂委书记、厂长，主持茅台酒厂的全面工作；

　　1983年初调贵州省轻工厅任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纪检组长；

　　1986年任厅党组成员，贵州省纪委派驻轻工厅纪捡组长，厅直机关党委书记；

　　1995年8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