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是中国白酒的源头。在元代，山西杏花村开创了中国酒业的白酒时代。之后，在明清两代晋商的传播下，山西汾酒的酿造技术先后传播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改写了许多省份没有白酒的历史。当今中国名酒产地贵州、陕西、四川的白酒，都与山西汾酒有着传承关系，这些都有确凿的历史依据。所以说，山西杏花村是中国白酒的主要发源地，山西汾酒是中国国酒之源。

　　山西汾酒是清香型白酒的鼻祖。是中国白酒之源，自然是清香型白酒之祖。但是，清香型白酒还有着自身的特质。汾酒酿造，历来选用优质高粱为原料，以当地优良古井水和地下水为酿造用水。以大麦，豌豆为制曲原料，接种天然微生物种群落，分别制曲，混合使用。原料粉碎后，晾堂堆积润糁，发酵，然后进入低缸发酵，这是汾酒的典型工艺特点。表象为：原料清蒸，辅料清蒸，清茬发酵，清蒸流酒。如此一清到底，所以产品是清香型，略似苹果香。

　　在目前的中国名白酒企业中，只有山西汾酒符合以“瓮”为发酵容器，采用“清蒸清烧”的“清茬法”生产工艺和固态发酵、固态蒸馏技术等三个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山西汾酒是堪称清香之祖。

山西汾酒文化是中华酒文化之根。有酒文化学者指出：“中华文脉在儒家，中华酒脉在汾酒”。甚至现有已经有专门研究“汾酒学”的酒文化专家。为什么?因为山西杏花村酒文化是中国乃至世界酒文化的奇迹。1982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权威专家对山西杏花村古文化遗址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发掘，发现杏花村遗址是一个从5000年——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到商周时期结束的、纵贯3000年之久的古文化遗址。在遗址中发现了各个时期的酿酒器具和饮酒器具。这一遗址的发掘，证明了山西杏花村前3000年的酿酒史。在山西杏花村汾酒博物馆，收藏着从商周时期到民国年间各个时期的酒器酒具1000余件，都是在杏花村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这些酒器酒具的实物，又证明了山西杏花村后3000年的酿酒史。6000年的酿酒史从未间断过，这在世界酒文化史上也是个奇迹。正因如此，一些酒文化专家把杏花村酒文化与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联系起来，指出“中华酒脉在汾酒”。

汾酒文化源远流长，是晋商文化的重要一支，与黄河文化一脉相承。汾酒历史上有过四次成名。早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汾酒就作为宫廷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推崇而一举成名，并被载入廿四史；晚唐大诗人杜牧的千古绝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使汾酒再度成名；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荣获甲等大奖章，成为酒品至尊；解放后汾酒五次蝉联国家名酒称号，竹叶青酒三次荣获国家名酒。

汾酒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为汾酒人传承了优秀的清香技艺，也成就了众多的中国名酒。在为汾酒集团积淀丰厚文化底蕴的同时，也为世人留下了不朽的名章典故，成为国人传递情感，增进友谊的重要选择。

汾酒集团唯有秉持“为民族传承国宝，让清香更久远！为公众精酿美酒，让身心更愉悦！为员工创造成功，让生活更美好！为股东多创红利，让汾酒更卓越！”的汾酒使命，不懈进取、努力创新、奋力开拓，才能将汾酒文化不断弘扬光大，才能使汾酒的清香事业得到更大发展，才能不断叙写汾酒的辉煌与传奇。

汾酒集团正处于历史性的发展阶段。目前国内白酒业的竞争异常激烈，啤酒、葡萄酒等在不断蚕食着白酒市场份额，国外酒业也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挑战就是机遇，变革才能成长。要做强汾酒，就必须依靠文化的力量，对内凝聚人心，强化管理，打造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团队；对外塑造品牌，提升形象，占领文化营销的制高点。

企业文化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源，这种无形资源会对所有有形资源的利用方式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汾酒企业文化对汾酒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施加强有力的导向和支配作用而产生的。具体来说，体现在四个方面：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汾酒企业文化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告诉我们汾酒是什么，有什么价值，要到哪里去，怎样才能到达那里。就像一个人，只有立大志，才能成大事。汾酒“精神理念”的提出，在最基础的企业价值观层面上决定了汾酒集团“传承国宝，清香久远”的基本发展方向；汾酒企业文化“清香”的个性和特色决定了汾酒集团进行市场差异化竞争的战略思想和框架——“清香酒业为本”的战略指导方针，“清香久远”的科学发展原则，“产品构成集约化”的调产策略，“文化制胜，高扬清香之帆”的“闯海”营销理念，“千年清香，陶醉你我”的企业形象口号和以此为特色的感受文化系统，“清香三品”的行为文化个性和“清香九诺”等组成的行为文化系统……

　　此外，在执行的层面上，公司员工对汾酒企业文化的认同度也决定着汾酒发展战略的成败。

　　靠文化营销，靠文化取胜，业已成为我国白酒业非常清晰的趋势。

      国内市场如火如荼，国际市场急需拓展，谁能捷足先登，抢先在市场上树起文化营销的大旗，谁就能取得先机，占领市场的制高点。国内外酒企靠文化赢得市场的案例数不胜数。

      迅速扩大国内市场份额，加快拓展国际市场步伐，已成为汾酒集团的必然选择。

　　搏击国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单纯靠汾酒优异的品质是远远不够的。在国内国际市场，文化竞争已经取代产品竞争和价格竞争成为市场最主要的竞争手段。必须认真、细致地挖掘汾酒文化的内涵精髓，构建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强化、丰满汾酒品牌，才能在消费者那里“领取”到这张搏击国内外市场必备的特别“通行证”。

　　现代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对人的管理重心是对人心的管理，因为人的“心”将决定人的“行”。这种心理管理模式的最高境界就是从“他律”走入“自律”，而引导人步入这个理想境界的“桥梁”就是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正是通过影响人的“心”来影响人的“行”的。

　　汾酒企业文化的建立，将逐步使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将员工自身素质的提高与企业发展联系在一起，促使企业管理模式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过渡到更高境界的文化管理；促使领导方式从师傅型、指挥型过渡到育才型；促使管理重点从行为管理过渡到思想管理；促使员工从依赖外部激励过渡到自觉地与企业同呼吸、共患难的自我激励。

　　汾酒企业文化凝练、贯彻、实施的过程，就是汾酒集团逐步实现由人治、法治到文治的过程，就是汾酒管理逐步迈向文化管理新境界的过程。

　　现代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对人的管理重心是对人心的管理，因为人的“心”将决定人的“行”。这种心理管理模式的最高境界就是从“他律”走入“自律”，而引导人步入这个理想境界的“桥梁”就是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正是通过影响人的“心”来影响人的“行”的。

　　汾酒企业文化的建立，将逐步使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将员工自身素质的提高与企业发展联系在一起，促使企业管理模式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过渡到更高境界的文化管理；促使领导方式从师傅型、指挥型过渡到育才型；促使管理重点从行为管理过渡到思想管理；促使员工从依赖外部激励过渡到自觉地与企业同呼吸、共患难的自我激励。

      汾酒企业文化凝练、贯彻、实施的过程，就是汾酒集团逐步实现由人治、法治到文治的过程，就是汾酒管理逐步迈向文化管理新境界的过程。

　　据说郭沫若是唐代山西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郭沫若旧居里，至今还挂着“汾阳世第”的黑底金字牌匾。他本人少年时代也曾在课本上自署“汾阳主人”。

　　1965年12月4日，郭沫若先生作为“汾阳主人”，第一次踏上汾阳的土地。当他来到汾酒厂时，早已被久远就闻到的酒香所吸引，他兴致勃勃地观赏了汾酒、竹叶青酒生产流程的全过程。家乡人民淳朴好客的性格深深打动了他，在包装车间，他一定要亲手参加劳动，包装汾酒。一个老师傅细心给他讲解后，他便认真地铺平第一张包装纸，包好了，但不理想；又包了一个，稍好点；第三个，完全符合要求。他一口气包了8个才罢手。郭老对大家说：“喝酒人要想到做酒人的辛苦，你们的酒远销五大洲，为国争了光，谢谢你们啦!”

　　中午，酒厂摆宴为郭老接风。当大家正要举杯痛饮时，郭老的随行医生出面干涉了：“您的身体可不允许多喝酒咽!”郭老幽默地说：“到了家乡不喝酒，真是枉有此行，今天我就不听你的了。”

　　一直喝到半醉，郭老才停斟。当主客都以为郭老要休息时，郭老却突然诗兴大发，为了感谢杏花村人的盛情，他挥毫写下了“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来别有天，白玉含香甜蜜蜜，红霞成阵软绵绵。折冲樽俎传千里，缔结盟书定万年，相共举杯酹汾水，腾为霖雨润林田。”的千古名篇。

　　1959年党中央庐山会议期间，曾与毛泽东在红军时期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贺子珍同志阔别20年后，在庐山与毛泽东会面了。战友相逢，情深意重，毛泽东分外高兴。晚饭时，毛泽东用这里的名菜“石鸡”、“石鱼”、“石耳”招待贺子珍，这些名菜也叫“庐山三石”。饭菜摆好后，毛泽东自己斟了一小盅山西杏花村的老白汾酒，先呷了一口，微笑着对贺子珍说：“我还是这个习惯，酒是要喝的，但不多喝。喝过不少好酒，最终还是觉得汾酒很纯正，喝完一点也不难受。在延安时，我经常托人去买汾酒。在西柏坡招待米高扬时，喝的就是汾酒。” 乘着酒兴，毛泽东还挥毫写下了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显示领袖当时复杂的心情。

　　1905年6月，海外飘泊多时的孙中山为了延揽人才，从法国马赛港乘船于7月底抵达日本。日本好友白浪滔天向孙中山推荐了文武兼备、性格豪爽，善骑射演阵、挥兵作战，又素有献身民主之雄心、推翻帝制之壮志的黄兴。不久，孙中山终于见到黄兴。黄兴聚众豪杰，在东京著名的中国餐馆凤乐园为孙中山先生洗尘。黄兴点了几道湘菜和两道广东名菜“龙凤呈祥”和“满天飞”，最后，黄兴又特意点了孙先生最喜欢喝的山西杏花村汾酒。这是黄兴特意为孙中山点的家乡名菜和名酒，一来表示相会的敬意，二来象征中国革命有如龙腾中华、凤翔宇宙的气势。大家推杯换盏，边吃边谈，真有诉不完的革命豪情，讲不尽的天下大事。

　　席间正值中午时刻，孙中山高举汾酒慷慨激昂：“今天我们用祖国的名酒共同举杯，誓死推翻满清腐朽帝制，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奋斗不息。”

　　同桌围坐的都是黄兴领导下的华兴会成员，他们早就倾慕中山先生的伟名，今朝得以相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纷纷抒发推翻帝制的革命豪情，并表示要追随孙中山先生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几天以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坡金弥宅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其间，孙中山再次用汾酒举杯明志，宣布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会上，孙中山还被推举为总理。

秦含章，中国白酒业的泰斗，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出版了近20册逾千万字的专著，对我国酿酒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蜚声海内外。

秦老于1964－1965年间到杏花村汾酒厂蹲点进行长期全面的科学研究，曾主持撰写了一份报告《怎样用多快好省的方法大搞现场科学实验促进汾酒生产高潮》，并写了一首七绝以示祝贺：“万里银装压早春，四方结队学汾珍，三杯竹叶驰名久，五好杏花茁异新。”后又写出《“五好”“三绝”赞汾酒》一文，表达对汾酒关爱之情。

“五好”内容：工厂环境好，生产管理好，传统工艺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

“三绝”内容：汾酒素以色、香、味三绝著称于世。

　　谢老来了。那一天是1960年5月5日，细雨霏霏，微风拂面，杏花村以她充满诗情画意的诱人风采，迎来了远道而来的谢老。

　　酒厂里稍大一些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时，是酒厂刚刚扩建不久、生产需要大上的时候。在陶鲁笳等同志的陪同下，77岁高龄的谢老兴致很高地参观了酒厂。他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认真地询问了生产情况，观看了汾酒的酿制过程；他不时颔首赞许，发出朗朗的笑声。人们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除了由衷地敬佩外，还感受到了一种催人向上的力量在叩击心田。

　　谢老为酒厂题诗云：逢人便说杏花村，汾酒名牌天下闻。草长莺飞春已暮，我来仍是雨纷纷。

　　这首诗，谢老曾改动了两个字，为这两个字，谢老的秘书往返酒厂好几次。遗憾的是究竟改了哪两个宇，陪同的人没弄清楚。就在这两个字上，又一次充分体现了谢老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他对酒厂的深情厚意。

　　明末清初大学士傅山，字青主，是一位博学多才，诗、书、文、医集于一身的大学者。清军入关后，他便隐姓埋名，自称“朱衣道人”，自由自在地云游山西各地，而汾阳杏花村又是他经常来往的地方。

　　由于多次往返，傅山与许多酒工成为了好朋友。一日，傅山看酒工浸泡药材酿造竹叶青酒，有深厚中医学基础和丰富经验的他便教酒工如何浸泡，如何搭配中药材,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酒工们按他说的方法一试，果然酿出的酒不仅味道芳醇，金黄透亮，医治经络疾病的疗效也显著提高。

　　这年，傅山偕好友薛宗国、王如金在杏花村申明亭下饮酒。席间，大家盛赞经他指点过的竹叶青酒为酒中珍品，劝他为其题词赋诗，留下墨宝时，傅山沉吟片刻，挥毫写下了“得造花香”四个大字。后人将这四个大字刻在石匾上，该刻石至今保存在汾酒集团杏花园中。

　　1915年2月20日，美国旧金山阳光灿烂。

　　上午8时，由美国政府主持的有中国、日本等31个国家参加的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实际于1914年完工，1920年正式通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开幕。美国副总统马沙代表美国总统威尔逊专程到旧金山参加了开幕式。

　　9月23日下午4时，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参观了中国政府馆。当他看到透明清亮的汾酒时，不由得拿起酒瓶端详起来。一位中国参展人员见罗斯福喜欢汾酒，急忙拧瓶盖想让罗斯福尝尝，谁知瓶盖刚松动，一股清香就飘溢出来，霎时满馆皆香。罗斯福连说：“好酒!好酒!!”他闻了又闻，了又看，恋恋不舍地离开柜台。

　　据说罗斯福走后，中国参展人员通过一美国官员赠给罗斯福一瓶汾酒。罗斯福一直舍不得喝，直到过圣诞节和家人团聚时，才把酒瓶打开，让全家人共同品尝中国的美酒。

　　1948年底，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秘密来到西柏坡。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接待的最高级国宾，也是接待的社会主义友好国家最高级国宾。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岁月，生活条件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苏联客人带来了许多罐头和食品，外国洋酒也带了不少，而我们的许多同志却连罐头是什么样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挺洋气花哨，米高扬一行穿得也好，大衣皮帽非常威风。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穿的衣服上都打着补丁。西柏坡的高级食品就是自己养的鸡和滹沱河的鱼，还有红烧肉。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刚刚从山西用毛驴驮来的杏花村汾酒。

　　第一次宴请，毛泽东就看出了米高扬嗜酒如痴的架式，一来米高扬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纯香甜绵的好酒，二来他的酒量确实大得惊人。米高扬喝酒用茶杯，他把汾酒咕咚咕咚往嘴里倒，除了周恩来，没有人能跟他匹敌。到了最后，米高扬连看都不想看他带来的酒，而是不断打听汾酒出自何处。

　　第二次宴请，毛泽东派人准备了足够的汾酒，以示待客的诚意。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革命之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首先靠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工农群众。就像这醇厚的美酒一样，我们的人民可以创造出任何的人间奇迹。”米高扬这一次的确是被西柏坡的人和杏花村的酒所征服。饭桌上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气氛，米高扬激动地说：“谁都说中国的酒好喝、菜好吃，可我们就是做不了。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笑道：“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等革命胜利以后，我在北平用最陈年的老白汾酒和最好的中国名菜请你吃饭。”

　　不到一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开国前夕的第一次国宴，在每个餐桌上，都摆上了毛泽东特别嘱咐从山西杏花村运来的陈年老白汾酒。

　　1975年，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教授到杏花村汾酒厂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在华罗庚先生的指导下，汾酒厂成立了新法学习推广组，开展了一系列科学试验，老师傅和技术人员对汾酒酿造、大曲生产、竹叶青酒配制等多项工艺进行了优选和统筹设计。经过反复的试验，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其中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的是确定了竹叶青酒药材浸泡最优时间和最佳温度，根据这个成果，汾酒人结合竹叶青酒的传统技术，总结出“十条秘诀”、“四大先进操作法”、“十大技术措施”，使竹叶青酒的质量渐臻佳境。在1979年第三次全国评酒会和1984年第四次全国评酒会上，竹叶青酒蝉联“中国名酒”称号，并于1987年荣获巴黎国际酒类展评会金奖第一名，1998年被国家卫生部批准为中国保健食品。

　　庾信（北周）：《春日离合》：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

　　巴金：酒好人好工作好，参观一回忘不了。

　　赵朴初：和风华雨正纷纷，举盏欲招前古魂。般若汤兮长寿水，不妨畅饮杏花村。

　　溥杰：汾阳自古矜佳酿，泉有源头树有根。试问厥中俦巨擘，无人不道杏花村。

　　乔羽：劝君莫到杏花村，此地有酒能醉人。吾今来时偶夸量，入口三杯已销魂。

　　吴晗：汾酒世所珍，芳香扑鼻闻。水纯工艺巧，争说杏花村。

　　王蒙：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汾清竹叶情如梦，大块文章乐未休。

　　启功：汾酒好，并不让中山。益胃健脾千日醒，举杯从不唱阳关。盛誉满人间。

　　马烽、孙谦：才饮他乡酒，复尝杏花香。取得汾州曲与水，五湖四海皆吾乡。

　　力群：杏花村里竹叶香，饮酒赏菊度重阳。醉卧花下君莫笑，提笔能写好文章。

相传，杏花村很早以前叫杏花坞。每年初春，村里村外到处开着一树又一树的杏花，远远望去像天上的红云飘落人间，甚是好看。

杏花坞里有个叫石狄的年轻后生，他膀宽腰圆，臂力过人，常年以打猎为生。初夏的一个傍晚，在村后子夏山（因孔丘弟子子夏在山中教学而得名）射猎归来的石狄，正走过杏林，忽听得一丝低微的抽泣声从杏林深处传来。他寻声过去，发现一女子依树而泣，很是悲切。心地善良的猎人忙问情由，姑娘含泪诉说了家世。才知是因家遭灾，父母遇难，孤身投亲，谁知，亲戚也亡，故无处安身，在此哭泣。石狄看着姑娘那张杏花带雨般的清纯面容，顿生怜悯之心，领其回村安置邻家，一切生活由石狄打点。数日后，经乡亲们说合，俩人结为夫妻。婚后，你恩我爱，夫唱妻随，日子过得很甜美。

农谚道：“麦黄一时，杏黄一宿。”正当满树满枝的青杏透出玉黄色，即将成熟时，忽然老天爷一连下了十几天的阴雨。雨过天晴，毒花花的日头晒得本来被雨淋得涨涨地裂了水口子的黄杏“吧嗒、吧嗒”都落在地上，没出一天功夫，满筐的黄杏发热发酵，眼看就要烂掉。乡亲们急得没有法子，脸上布满了愁云。

夜幕降临，忽然有一股异香在村中幽幽飘荡。既非花香，又不似果香。石狄闻着异香推开家门。只见媳妇笑嘻嘻地舀了一碗水送到丈夫跟前，石狄正饥渴之际，猛喝一口，顿觉一股甘美的汁液直透心脾。这时媳妇才说：“这叫酒，不是水；是用发酵的杏子酿出来的，快请乡亲们尝尝。”

众人一尝，都连声叫好，纷纷打问做法，争相仿效。从此，杏花坞有了酒坊，清香甘醇的杏花美酒也远近闻名。

原来姑娘是王母娘娘瑶池的杏花仙子，因不甘王母责罚，才偷偷飘落下凡。今见乡亲们遇到困难，故用发酵的杏子酿出美酒，解了众人之急。

由于她酿造的美酒香飘天庭，使王母馋涎欲滴。急命雷公电母寻迹捉拿，为上界神仙们酿酒。

一个盛夏的午后，探得踪迹的王母亲自捉拿杏花仙子来了，她站在云端厉声喝道：“大胆杏花仙子，竟敢冒犯天规，偷下凡尘，罪在不赦！念你此番在人间酿酒辛苦，快将美酒带回天庭供仙人饮用，如若不然，化尔为云，身心俱亡。”

杏花仙子听罢，不但不害怕，反而据理力争，王母娘娘恼羞成怒，一声炸雷闪电劈下，待炸雷闪电过后，杏花仙子已不见身影。

从此，杏花坞一辈辈流传着杏花仙子酿酒的传说。每年到杏花开放时节，村里总要下一场潇潇春雨，据说，那是仙女们在天上思念亲人的泪水。

传说很早以前，在奔腾的汾河岸边，吕粱山脚下，有个红杏簇拥的小村庄，名叫“杏花坞”。杏花坞人大都以酿酒为生，世代相传。进得村来，只见酒旗高挂，酒肆林立，生意十分兴隆。那时候，每逢春日，柳丝婆娑，杏花吐艳，文人骚客云集杏花坞，都要到村中酒店吟诗作赋，买酒看花。其中一家酒店因店主人辛勤劳作，童叟无欺，很得饮者称道。

有一年冬天，北风呼啸，雪花飞扬。从村外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道，直奔这家酒店。店主人见他衣不蔽体，浑身发抖，没等他开口就舀了一大碗酒给他喝。那穷老道接过酒来，一口气就喝干了。喝罢，感激地点头笑了笑，拾脚便走。店主人的儿子见那老道分文未给，十分恼火，便追上去讨问酒钱。店主人忙将儿子拉回来说：“你看他衣不蔽体，哪有钱付给我们?算了，让他走吧！”第二天，大雪继续下个不停，路上行人很少。店主人正在家里闷坐，忽听门外有断断续续的扣门声。店主人开门望去，见一位白衣、白冠、白发、白须的“雪人”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仔细一看，才认出还是昨天那个老道。店主人急忙扶住他，见他身子都快冻僵了，就将他扶进店里，吩咐老伴快去烫酒热莱。过了一会儿，酒莱端了上来。老道顾不得多说，片刻就把两大碗酒喝光了。吃罢酒莱，老道身上暖和多了。他连声道谢，起身就要出门。店主人见外面依然大雪纷飞，一再挽留，老道执意不肯。店主人送走了老道，一家做了些粗茶淡饭。吃饭时，店主人的儿子埋怨父亲说：自家小本生意，哪里吃得住如此慷慨施舍?”店主人生气地说：“你懂什么!富人有钱饮酒取乐，穷人没钱也该借酒御寒啊!我们怎能见他冻饿而不管呢?”第三天，老道又到店里，一气喝了三大碗，终于玉山倾倒，烂醉如泥。店主人喊来儿子，把他搀扶上炕，端汤喂水，一直守候在他身边。老道醒来之后，十分感激。店主人怕他摔倒，双手搀他出了店门。经过门前水井时，老道问：“做酒就用这井里的水吗?”店主人点头说：“是。”一阵冷风吹来，老道酒气上涌，随着响亮的嗝声，一股白色酒气直冲井底，霎时就见井水涌动，一股股酒香从井里飘散开来，这口井里的水就变成了芬芳郁冽的美酒。消息传开后，人们纷纷赶来观看，都说这是一口神井，方知那老道是仙人下凡。从此酒店得名醉仙居，慕名前来买酒的人越来越多。几年以后，善良朴实的店主人去世了。他的儿子好吃懒做，吝啬贪财，对来饮酒的客人十分刻薄。一天，那老道又来到“醉仙居”，店主人的儿子见财神爷临门，忙满脸堆笑，十分殷勤，摆出好酒好饭招待。老道问他生意做得如何，店主人的儿子却叹气说：“生意虽好，井水能变酒，可没有酒糟喂牲畜了。”老道一听，，觉得这少年也太贪心不足了，十分生气，不顾他的挽留，转身就走。当他走出店门，路过井边时，用袖轻轻一拂。店主人的儿子见井里冒出一股白气，老道飘然而去。待他又打起井水来时，不再是酒，却又变成水了。店主人的儿子正在纳闷，抬头看见老道留诗一首：“天高不算高，人心高一梢，井水当酒卖，还嫌没酒糟！”店主人的儿子自知好吃懒做生活不下去，只好动手亲自做酒。从此，他渐渐改掉了吝啬贪财、好吃懒做的毛病。说也奇怪，用这井里的水做出的酒，别具风格，又变得香绵可口了。传说中的那口“神井”，至今犹在。明未清初的思想家、著名的诗文书画大师和医学家傅山先生亲笔题书的“得造花香”四个大字，如今仍镶嵌在井边的墙壁上。

　　传说，很早以前，每逢端阳佳节，杏花村照例要举行一次盛大的“花酒会”。这一天，各地的奇花异卉、陈年美酒，云集杏花村，远近客商百姓，纷纷赶来品酒赏花。有一年，杏花村又在举办“花酒会”。那酒香花香直冲霄汉，惊动了天上的八洞神仙。八仙拨开祥云，见世上竟有这样的胜景，便驾起祥云飘下人间，八洞神仙在“花酒会”上欣赏着各种奇花异卉，越看越高兴，信步来到“醉仙居”。“醉仙居”的店主人殷勤接待，把香醇的美酒端上来。那八仙闻着香气袭人的酒味，就先有几分醉意了。八仙在天上喝过琼浆玉液，也喝过吴刚的桂花酒，但这些都远远不及汾酒的香醇和甘甜。他们边喝边连声赞叹：“杏花汾酒，胜似琼浆！”八仙畅饮之后，兴致勃勃。吕洞宾建议，每人在街上栽一棵槐树，以纪念这次盛会。其他七仙都拍手称赞。他们找来树苗和工具，来到街上，栽下了八棵槐树。这些槐树长得枝繁叶茂，这条街也被称作为“八槐街”了。其中一棵长得又粗又高，传说是最爱饮酒的吕洞宾所栽，后来人们都叫它“洞宾槐”。

从杏花村往西走10余里，有个壶芦峪。壶芦峪口有股清泉涌出，清澈见底，终年不断，人称“神泉”。说起这眼“神泉”，还颇有来历呢。

相传古代有个名叫贺鲁的将军，英勇善战，体恤部下，爱护百姓。一天，他率兵西进，路过杏花村，很远就闻到了酒香。将士们相互议论：能到杏花村品尝一下汾酒，那该多美！贺鲁将军深知大家的心思，传令开进杏花村。

杏花村百姓听说贺鲁将军的队伍来了，把贮存多年的好酒拿出来，款待将士们。贺鲁将军高兴地喝着乡亲们送来的美酒，真是入口绵，落口甜，饮后余香不绝。他越喝越高兴，连声夸奖：“好酒！好酒！”贺鲁将军的战马“红鬃骥”闻到酒味，也昂首嘶鸣。乡亲们忙把酒糟取来，“红鬃骥”贪婪地吃了起来。贺鲁将军对乡亲们的款待十分感激。但是军情紧急，不能久留。在痛饮美酒之后，即传令将士们继续西进。

大队人马行至壶芦峪，酒性渐渐发作。贺鲁将军和将士们都口干舌燥，希望能找口水喝，但连一滴水都没有找见。这时只见“红鬓骥”也在不停地打转，马蹄不断地往地下刨，越刨越深，显得很兴奋的样子。就在将士们觉得找水已经无望之时，忽见“红鬃骥”头一低，腰一弓，一声长嘶，在马蹄拔出之处，一股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贺鲁将军和将士们喜出望外，纷纷奔上前去，畅饮泉水。泉水甘甜爽口，将士们喝了后精神十分振奋，都称赞这是一股“神泉”。

忽然，前哨飞马来报：“敌方大军业已逼近！”贺鲁将军一声令下，将士们跃身上马，向敌人奋勇冲去。贺将军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将士们争先恐后，斗志昂扬，直杀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就在贺鲁将军西进离去不久，这里连续好几个月大旱。杏花村的庄稼树木枯黄了，酿酒的井水也濒于干涸，而唯有此泉的水长流不断，人们纷纷赶来挑水，浇灌禾苗。杏花村的人们也到壶芦峪运水酿酒。用此泉酿出的酒，和用“神井”酿的酒一样清爽甘甜，芳香扑鼻。这一年，杏花村一带在大旱之年获得了丰收，杏花村的酿酒业也更加兴旺发达，以后人们便称此泉为“马刨神泉”。

传说很早以前，山西酒行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酒会。逢酒会这天，大小酒坊的东家都要把自己作坊里当年酿造的新酒抬一坛到会上，由酒会会长主持，让众人品尝，排出名次来。

当时有家酒坊，虽说是祖传几代的老作坊，可年年酿出的酒总不见有多少起色，每逢酒会评比，总是名落孙山。

这一年，又要开酒会了，东家只好吩咐两个伙计备好一坛新酒抬去应景，东家自己先走一步，让伙计们随后赶来。这两个送酒的伙计早就摸透了东家的心思，知道自家酒不好，不愿提早送到会上露丑现眼，所以，直磨蹭到日上三竿，才抬上酒坛子出门上路。

这天天气特别热，头顶上的太阳像一团火，两个伙计抬着一坛酒，走着走着，那汗水就从头发梢淌到脚趾尖了。伙计俩走得又热又渴，到了正午，恰巧来到一片竹林，一商量决定先在竹林里凉快凉快，找个人家喝口水再说。两人放好酒坛子，前坡转，后坡找，这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别说找个人家，就是找条小河沟喝口水也难呀！

伙计俩回到竹林里，四只眼睛都落在酒坛子上，找不到水，就喝口酒吧！可是一掀开坛盖，又犯愁了：满满一坛子酒，没勺没瓢，可咋喝呀？

“嘿！有了！”小伙计眼睛一亮，顺手从一株成竹上扯了两片大竹叶，说：“咱俩捻个竹叶杯吧！”说着，把竹叶捻成了两个小酒杯，你一杯、我一盅地喝起来了。

酿酒人喝酒，那可真像喝水，这伙计俩不知不觉就喝去了小半坛。喝完酒，汗消了，嗓子眼也不冒烟了，可望望坛里的酒，这伙计俩傻眼了：只剩下半坛儿酒，怎么去交差呢？还是年长的伙计有心计：“我说兄弟，咱俩还是抬着赶路吧，反正咱家酒不好，等走到有水的地方，加上点水，你不言，我不语，混过去就是了。”

小伙计一听也有理，便和年长的伙计抬起坛子就走。走不多远，又见到一片竹林，翠绿的青竹里有几块大石头，石头缝里渗出清水，落在石根底下一个小水洼里。只见这小水洼，恰好在竹林中的几块巨石中间，上面飘着一层竹叶将洼中的水映的晶莹碧绿，甚是惹人喜爱。这伙计俩像遇到救星一样，赶紧把酒坛子放下，又摘了两片竹叶捻成杯，蹲在小水洼边，你一下，我一下，往坛子里加水。说也奇怪，别看这小水洼不大，可是不管他俩怎么舀，洼里的水总不见少，不一会，就把坛子灌满了。他们又趁便喝了几口，觉得这泉水又凉又甜。俩人看看时候不早了，急忙抬起酒坛子上路。

再说在酒会上，酒会会长和各家酒坊东家传杯换盏，品尝各家的新酒。眼看快要品尝完了，只见这伙计俩满头大汗地抬着坛子走进会场，东家揭开坛盖，舀了一碗酒，恭恭敬敬地捧到酒会会长面前。

酒会会长端起碗，看着东家笑了笑说：“好戏压轴，好酒封顶，今天酒会最后得尝尝贵东家的这碗酒了，想必是独占鳌头喽！”说完一阵哈哈大笑，满座的人们也随着嘻笑了起来。

东家明知大家在打趣他，也只得红着脸说：“惭愧，惭愧，水酒村醪，还望诸位赏光指教。”酒会会长又哈哈一笑：“哎，哪里，哪里，我先领教了。”边说边把酒碗凑到嘴边，轻轻喝了一口。

“唔？”酒会会长呡了呡嘴，看了看酒东家，又瞅了瞅碗里的酒，半晌才对众酒坊东家说；“来来来，大家都尝尝！”这碗酒在众东家手中传来传去，只见这个尝了一口伸伸舌头，那个尝了一口瞪瞪眼睛，谁也没吱声。伙计俩看了，怕露馅，吓得直往后面退。东家看着这个场面，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里直发毛，身子也哆嗦起来，赶紧朝坛里一瞧，这才发觉酒色绿晶晶，青澄澄，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浓味儿直冲鼻子眼！他战战兢兢地舀了半碗，自己尝了一口。不由得呆住了：这是自家的酒吗？

东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只见酒会会长站起身，问道：“诸位，这碗酒如何呀？”

“好酒，好酒！”会场象开锅水一样沸腾起来。

酒会会长笑吟吟地离席来到东家面前，说：“恭喜，恭喜啦！老兄一鸣惊人，酿出这般琼浆玉液，该当众传艺啰！”

东家如在梦中，只得说：“不敢，不敢，初试小技，偶得新酿，且容来年会上见教吧！”

“好！祝老兄明年更上一层楼！”酒会会长一高兴，转身吩咐道：“来呀，开怀畅饮，同贺今岁佳品！”说着，把东家让到上座。一时间，席上山珍海味，大家举杯碰盏，把这坛酒喝了个底朝天。不用细说，这年酒会上，这伙计俩送去的酒，名列榜首！

回到酒坊，伙计俩一高兴，便把酒坛里加泉水的事，一五一十地对东家说了。东家听完，拿出二十吊铜钱，对他们说：“这件事你们再也别对人说啦。来，天热送酒，一路辛苦，这几吊钱你们拿去买茶喝吧！”伙计俩因祸得福，自然喜出望外。

第二天，东家又叫他们引路，亲自去看过他们歇脚的那片竹林子，又亲口尝了尝那泉水，知道那天品尝的好酒，与这浸满竹叶、又清又甜的泉水是分不开的。于是，他就买下了那块地皮，将酒坊迁去，在那小水洼上打了一眼井，又从酿造技艺上努力改进，在酿好的酒中加入新鲜的竹叶，终于酿出了别有色味的好酒，取名“竹叶青”。

后来，经过酒工们的不断探索，又往竹叶青酒里添加了木香、公丁香、砂仁、栀子、零陵香、紫檀香等中药材，使竹叶青酒具有了保健功效，且色香味更佳了。

明末清初，大医学家傅山先生又亲自改良了竹叶青酒的配方，使得竹叶青酒不仅味道芳醇，金黄微翠，而且对医治经络疾病有很好的疗效。

公元1644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以后，二月即率主力自陕西渡过黄河，由南向北，长驱直进。杏花村人得悉义军要经过杏花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并怀着对义军的热爱之情，争先恐后以杏花村酿造的美酒款待闯王和将士们。在杏花村百姓的热情挽留下，闯王下令安营扎寨，在杏花村休整三日。闯王和乡亲们促膝谈心，人们自豪地向闯王叙说了汾酒悠久的历史和当年曾有过的“处处街头揭翠帘”的繁荣景象，以及由于明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恣意摧残，许多酒坊都面临着倒闭的困境。闯王听后感慨万千，就下令拿出钱粮来赈济乡亲。乡亲们分到粮食，都欢天喜地，笑逐颜开。三天之后，闯王的义军要继续北进，杏花村的乡亲们纷纷赶来为闯王和将士们送行。许多贫苦农民还把自己的儿女送来参加义军，让他们跟随闯王去为穷人打天下。闯王被杏花村百姓热爱义军的精神所感动，命人拿来笔墨纸砚，倚马立书“尽善尽美”四个大字，表达“乡民尽善，汾酒尽美”之意。过去缺粮断薪的许多酒坊，因得到义军的赈济，重新收拾蒸锅，又烧起酒来。

尽善村

杏花村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怀念，便把杏花村更名为“尽善村”，直到1952年才又改回“杏花村”。杏花村里至今传颂着这样一首诗：“醇香汾酒献英雄，万民拥戴起义军，闯王留得题辞在，尽善尽美杏花村。”

据说，现在杏花村东堡涧东街的一幢院房，就是当年闯王驻过兵的老营。

一、北齐成名

汾酒诞生之后，经过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魏晋时期，共4500多年中国酒文化的哺育，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西周酒文化既为中国酒、也为汾酒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在西周富足的农业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西周的礼乐文明，对西周时期的酿酒、饮酒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酒和杏花村酒的大发展、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明了酒曲和“五齐”、“六必”的酿酒经验，使酿酒纳入有章可循的科学轨道，酒的质量产生了质的飞跃。二是设官治酒，以法禁酒，对规范酒业管理、禁止酒祸蔓延、提高制酒质量具有重大意义。三是大力倡导“酒礼”、“酒德”，大大丰富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成为中国酒文化(其中包括汾酒文化)区别于西方酒文化的最大特色。

西周酒业所出现的上述新特点为中国酒文化和汾酒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两个方向：一是用曲发酵。从古到今，用曲发酵一直是汾酒和整个中国黄酒、白酒与用菌种发酵的洋酒生产工艺和风味特征的根本区别。二是把酿酒、饮酒都纳入了法制化、礼仪化的轨道，大大增加—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减少了酒的负面作用。3000年来，汾酒和中国酒历经无数次的发展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们都是沿着这样两个方向不断变革、曲折发展、逐步完善的。

沐浴着中国酒文化的阳光雨露，汾酒一步步发展壮大，度过它的婴儿期、幼年期和少年期，至南北朝时期，终于以“汾清”酒而赫然成名于世。

据《北齐书》卷十一载：“河南康舒王孝瑜，字币德，文襄长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晋爵为王。历任中书令、司州牧。”

“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谙等，孝瑜矛其谋。乃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北齐高湛，以武成称帝，是公元561—564年之事。北齐的国都有上都和下都之分，它的上都在邺，就是现在河南的安阳；它的下都在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晋祠天龙山一带。武成帝在晋阳经常喝汾清，他劝在“邺”的高孝瑜，也要喝上两杯。而且是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写信向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说明当时“汾清”酒质量之高、名气之大，足以达到“国家名酒”的级别。汾清酒的质量提高主要得益于以下五条经验：

一是制曲以小麦为原料，工艺精细，质量提高。当时汾清酒首创的酒曲在山西一带巳普遍使用。因山西在黄河以东，因而贾思勰在其驰古今的伟大著作《齐民要术》中将此曲称之为“河东神曲”，并对其大加赞叹曰：“此曲一斗杀粱米三石，笨曲杀粱米六斗，省费悬绝如此。”“杀粱米”意指对去壳高粱米的糖化发酵能力。据现代科学家的分析，这种河东神曲中所含的根霉菌和酵母菌比笨曲丰富得多，所以，它的糖化发酵能力相当于笨曲的5倍。当时，用曲时还采用了浸曲法，进一步提高了发酵速度。

二是酿酒原料由粟改为高梁。高梁所含淀粉量高，而且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子粒结构疏松，很适合糖化霉菌生成，而且蒸粮用的甑由陶质改为铁质，提高了蒸煮速度和质量。

三是酿造工艺更加完善。《齐民要术》中对汾清酒(也即“河东神曲酒”)的生产工艺作了如下图    示：

曲             水          粱米

↓                   　　↓

挫曲(破碎)             　 淘洗

↓　　　　　　　　　↓

晒干                       蒸煮

↓　　　　　　　　　↓

浸曲                     热水浸沃米饭

↓　　　　　　　　　　↓

蒸煮

↓　　　　　　　　　　↓

过滤取曲液                  摊饭，冷却

↓

混合发酵

↓

追加投料(6—9次)

↓

酒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汾清酒在酿造时加水量很少，加曲量较多，而且是在泥封的陶瓮中密封发酵，有利于酒精发酵，因而酒度大为提高，醇香无比。按照上述方法酿造的酒：“一石米，不过一斗糟……能饮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半升，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大醉必死。”这种酒及其工艺与蒸馏酒已比较接近。

四是将原来的浊酒滤为清酒，色近于水，酒香纯正，甚感可口。

五是酿酒所用的“神井”之水清澈透明，清冽甘爽，煮沸不溢，盛器不锈，洗涤绵软。清末举人申季壮曾撰文赞美这口井的水“其味如醴，河东桑落不足比其甘馨，禄裕梨春不足方其清冽”。现代科学终于揭开了“神井”水的奥秘：杏花村一带的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其含水层为第四系松散岩类空隙水，地层山锶、碘、锌、钙、钼、镁、铁等元素含量高，对人体有较好的医疗保健作用。

古时酿酒追求一个“清”字，汾酒在南北朝时期定名为“汾清”酒(汾指产地汾州)，可见它在当时造“清”程度和质量水平之高。武成帝高湛御笔推荐名酒“汾清”，汾州各酒垆，遂将高湛尊为“名酒王”，并绘图供奉。

在汾清成名的同时，汾清的再制品——竹叶洒(即当代国家保健名酒竹叶青酒的前身)也同样赢得盛誉。梁简文帝萧纲以“兰羞荐俎，竹酒澄芳”的诗句赞美之。北周文学家庾信在他的《春日离合二首》诗中曰：“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乐府杂记》解释说：以鹍鸡筋作琵琶弦，用铁器拨弹。边喝竹叶酒，边弹琵琶，兴致勃勃。可见这种酒的烈度不大，同现在汾酒集团所产的竹叶青酒“香甜软绵”的特色是一脉相承的。

一个杏花村，能够同时出产两种“国家名洒”，这使中国酒文化在南北朝时期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黄酒酿造工艺已经基本成熟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国家分裂和氏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连年混战中，广大百姓通过长期的杂居相处，却越来越接近，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一些独具慧眼的统治者，抓住机遇，采取了一系列开发、改革的措施，促进了社会进步与发展，为酿酒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这一动荡时期，各种事业兴衰不定，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异常变化，朝野内外，不满现状，聚饮、独饮随处可见，或借酒泄愤浇愁，或寄情思亲念友，或苟且偷安作乐。这种浓厚的饮酒风气无形中促进了酒业的发展，城乡酒肆增多，晋朝人慕效司马相如、卓文君当垆卖酒之风雅，每每做起酤酒业来。不仅民间兴起，一些达官贵人，甚至连宫廷也在经营酒肆。各酒肆为了赢得满座，努力改进酿酒技艺，提高酒品质量，进行激烈竞争，各地都涌现出了不少名酒。山西更是佳酿济济，除汾清酒、竹叶青酒以外，山西酿酒名师刘白堕(有的文献称其为刘堕)所酿白堕酒，因其酿技高超，在《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众多史籍中都有记载。这时，我国黄酒酿造技艺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这从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作的《齐民要术》(成书于公元533——544年间)一书可以看出。“该书可谓集西周至北魏生产知识之大成”(范文澜语)，是中国乃至世界农学史上首屈一指的优秀著作。其中在“造神曲并酒”部，全面具体地记述了北魏及以前制曲酿酒的各种经验，以及多种酒曲、多种酒品的整个工艺过程。我国在商周时期独特发明的酒曲技术，至南北朝时无论是品种还是工艺，都达到了较为成熟的境地。主要体现在：确立了块曲(包括南方的米曲)的主导地位；酒曲种类增多；酒曲的糖化发酵能力大大提高，我国的制曲技术开始向邻国传播。酿酒工艺在用曲方法、酸浆使用、发酵方法、投料方法、温度控制、后道处理技术等方面部有了重大改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许多制曲酿酒的技术与当代酿造黄酒的技艺已经相差无几，对后世农业和酿酒业影响很大。杏花村汾清酒、竹叶青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改进工艺、提高质量、闻名全国的。

酿酒业的发展和酿酒风气的盛行，必然地促进酒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人雅士借酒寄情，吐露心迹，在诗歌、绘画、小说等方面，部留下了许多名传千古的佳作。魏武帝曹操那气魄雄伟、音调深沉的酒诗《短歌行》曾引起后世酒徒的一致共鸣。嵇康、阮籍等人蔑视礼法、追求自由的酒诗刻画出酒徒们的形象。特别是陶渊明在中国酒文化史第一个有意识地将诗与洒“攀亲结缘”，其诗体现了诗中有酒的境界、醉中见诗的情趣，真正挖掘出了“酒内文化”。曹氏父子、“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的酒诗和他们那种醉而有节、不走极端的“魏晋风度”，最终衍化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醉美，再经历代文人的不断补充、阐扬，便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种永恒的范式。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酒酣之后所作的《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们《神异记》、《十洲记》、〈搜神记》，志人小说《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在人物刻画和饮酒描写上，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原本是为维护“礼”的、专门为贵族所制定的酒令，在魏晋南北朝时从民间汲取了大量养分之后，走向成熟，而以洒脱、新鲜的面貌流行于官府和民间，得到了普及和发展。赞美竹叶青的酒诗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具，除继续沿用了陶器、铜器和西汉流行的漆耳杯以外，在东汉时期已经成熟的瓷器得到广泛使用，尤以青瓷酒器为主，如酒豌、酒注、酒盏以及壶、樽、罐等。其釉色主要有青釉、青黄釉、豆青釉、酱釉、黑釉、绿釉、通体施釉或施半釉，或釉不到底。其纹饰上有莲瓣、弦纹、素面等。其型制上有对贴龙凤罐、人物狮子扁壶、四系、六系、无系、鼓腹、上鼓下缩罐，多是饼足，并有拉坯分段接痕。中国文明于世界，瓷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一词的英文China原意即瓷器。瓷器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代表着中国悠久的文明。从瓷器的造型来看，它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面貌。

汾阳地区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具比较丰富，现存于汾酒博物馆中的陶瓷酒器有：北魏长颈彩陶壶(826)、北齐虾青釉四系酒罐(64)、北齐灰青釉四系圆腹罐(156)、北齐青黄釉敛口罐(0001)等，均与河北北齐高润墓出土的酒罐相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酒文化和汾酒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状态

二、“六朝元老”

从隋、唐、宋、辽、金一直到元代，即从中国史上的6——14世纪，一种使用“干和”工艺酿造的汾酒，当时被称为“干和酒”、“干酿酒”或“干酢酒”，连续800年称雄酒坛，历隋、唐、宋、辽、金、元而不衰，成为世界酒文化中的一大奇观。

李肇撰写的《唐国史补》所载唐代名酒有：“河东之干和、葡萄，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北宋朱翼中《北山酒经》曰：“唐时汾州有干酿。”

北宋窦革《酒谱》云：“唐人言酒美者，有河东干和。”又云：“张藉诗云，‘酿酒爱干和’，即今人不入水也，并、汾间以为贵品，名之曰干酢酒。”

北宋张能臣《酒名记》载：“汾州甘露堂(当时汾酒‘干和’工艺的代表)最有名。”

元代宋伯仁《酒小史》罗列当时全国名酒，“汾州干和酒”又列其中，并云“干和仍有名”。

以上确凿的史料无疑证明，以“干和”工艺为特色的汾酒，经历了隋、唐、宋、辽、金直到元仍有名，是六个朝代的“国家名酒”。同时也充分说明，汾酒在公元56l一564年间以“清酒”的技术革新一举成名之后，又在工艺上有了大的突破。那么“干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酿酒工艺呢?  “不入水”怎么酿酒呢?汾酒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首先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谈起。

公元581年，杨坚迫使北周静帝退位，建立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继续推行北魏的“均田”制，经济发展也较快，但到了炀帝，因统治残暴，激起了人民反抗。公元618年李渊胜隋，建立了唐帝国。唐代统治者吸取了隋代短期灭亡的教训，减轻税赋，实行“均田”和“租庸调”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兴修水利，改革生产工具，使全国农业、手工业发展非常迅速。唐郑启在其所著的《开天传信记》中描写“左右藏库，财物积山，不可胜较”。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酒业的鼎盛期，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做是政和民乐的表现，后又引榷酒之法，成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途径，使酒成为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因而官方的酿酒和酒肆、家庭的私家酿酒都很兴旺，技术甚高，品种多样，名酒辈出。同时，唐时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使西域的一些先进的酿酒术和优质酒品，也传至内地，促进了唐酒发展。酿酒行业经过数千年的实践之后，传统酿酒经验得到了升华，形成了传统的酿酒理论，涌现出了一大批酿酒专著，如《甘露经》、《酒谱》、《酒经》、《酒孝经》等，《外台秘要》和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中还记录了大量的药酒方及其制作、使用方法。唐代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与高度发达的酿酒业和饮酒习俗相结合，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唐代酒文化。唐代酒诗名家之广、数量之多，历代均不可比，特别是李白、杜甫、自居易都是中外闻名的世界级酒诗大家。唐代大书法家张旭、怀素和大画家吴道子、郑虔也都留下了与书画结缘的千古名作和佳话。同时，围绕酒还出现了—系列的文化娱乐活动，诸如咏诗、酒令、樗蒲、香球、投壶、歌舞、蘸甲等等，汇成了熏染一代的饮酒风俗，使古老的中国酒文化得到了既广泛又深入的发展。

正是在唐代酒文化发展的肥田沃土和春风雨露之中，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中国白酒悄然问世。从黄酒向蒸馏白酒的转变，这是中国酒史上划时代的进步，这个伟大的转变，也正是从汾州杏花村开始的。

众所周知，北宋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蒸馏白酒的生产也首先从北方开始，且在明代以前，白酒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则以黄洒为主。唐代的杏花村，是由北方军事中心太原，通往皇都西安的必经要驿。无论文武百官，乌举诗人，乡士访学，凡路经者都要知味停车，闻香下马，以品尝杏花村为乐事。这自然促使杏花村酒业兴旺，各个酒坊不断改进工艺，提高质量。这时汾酒在“汾清”的基础上进行了两项划时代的工艺突破。

一是“干和”酿造工艺的发明。“干和”汾酒选用优质粱米为原料,以河东神曲为糖化发酵剂。工艺特点是：蒸米时，锅底水加入花椒以串味,将饭捣烂冷却，加曲进行糖化，浸泡数十天。压榨取得第一次酒液后，再加人粱米，蒸制、冷却、加曲、进行第二次糖化。然后将第—次酒液加人第二次糖化醅中，人缸密封，经陈酿、压榨、过滤等工序而成。

二是率先将蒸馏技术使用到酿酒中来，在“干和”工艺的基础上，两次发酵，两次蒸馏，形成了熟料拌曲、干和入瓮发酵、蒸馏制酒的最新工艺，这也就是现代汾酒工艺的雏形。

以此法所得之酒，清澈如水，醇香甘洌无比。名传遐迩，来村品饮者络绎不绝，每在酒后，都以此酒议名。有的因见其度高最易点燃，就称为“火酒”、“烧酒”；有的视其无色透明，称为“白酒”，因产于汾州杏花村，又称为“汾白酒”或“杏花白”，有的还叫“汾白干’、“老白干”。此酒传进朝内，试饮绝佳，令州进贡并因其干和入瓮的独特酿造技术而定名为“干和”，又叫“干酿”、“干酢”。从此，“干和”汾酒遂成为朝廷贡酒，驰名全国。

关于中国出现蒸馏酒的历史年代，从最早的东汉(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蒸馏器为据)，到最晚的元代(以李时珍《本草纲日》中“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的说法为依据)，各个朝代的说法都有。其中唐代说者较多。实际上，由于事物从出现到成熟需要较长时间，所以，东汉时发明的蒸馏器，到600年后的唐代应用于酿酒造出蒸馏酒，再到1300年后的明代普及蒸馏酒，这应该是符合规律的变化。唐代，汾酒由黄酒转变为蒸馏洒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美酒飘香，引来无数文人骚客品饮传诵。诗酒仙家李白流传下来的1000首诗中，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其中“干和”汾酒，也为他增添了不少酒诗灵感。李白两次出游太原(唐称并州)途中携客到杏花村品尝“干和”汾酒，醉中校阅了郭君碑。郭君为唐代将领，有战功，死后葬于杏花村东北干岗上，碑文为虞业南所书。《汾阳县志》中“汾酒曲”记录了此事：“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李白因匆忙访友，在杏花村未留诗句，只在离别汾阳时，写过一首《留别西河刘少府》诗。西河即汾州别称。

李白回到太原，日饮“干和”汾酒眷恋故土，灵感犹多，写下不少诗句，如《太原早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五日不悠悠。”特别是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思乡心切，但转念又写出了：“琼杯倚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忆旧游寄谯元参军》)看来，只要有像“干和”那样的好洒，他连家也可以不回了。

诗与李白齐名的诗人杜甫的祖父曾为汾州刺史，杜甫幼时常来汾州留居，正是“干和”汾酒使杜甫对洒上了瘾、增了量，并转变为诗的催化剂。他的酒名虽不如李白，但嗜酒却有过之而不及，十四五岁时酒量便大得惊人，世称“少年酒豪”。正如他在诗中自白：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级，俗物多茫茫。汾州的佳酿名地使杜甫难以忘怀。正如他在《过宋员外之间旧 庄》诗中写道：“宋公旧池绾，零落首阳河。枉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淹留问父老，寂寞向山河。更让将军树，悲风口暮多。”宋之问即初唐著名诗人宋延清，汾阳人。涛中所言“将军树”，即汾阳壶芦峪口贺鲁将军庙里的那棵大槐树，在宋之间的故居宋家门附近。

晚唐诗人杜牧游访杏花村，写下了名作《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叫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含蓄地、但却很艺术地表达了他在杏花村酒家小酌“干和”汾洒，避雨、消遣的欣喜之情。然而多少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杜牧诗中写的“杏花村”不是山西杏花村。其论点有三：一是认为杜牧根木就没有到过山西。但在杜牧的《樊川文集》中有一首涛为《并州道中》，记载了他在山西游历醉酒的情况。怀疑论者显然犯了知识性的错误。二是认为山西杏花村往北方，清明时节不下雨。但谢觉哉先生有诗云：“我来仍是雨纷纷”。故此这完全是一种很肤浅的主观臆断，显然犯了常规性错误。三是认为杜牧当过池州刺史，写这首诗时就应该在安徽池州。但一个地方大员怎么可能踽踽独行，连问路都要自己亲自去问呢?显然怀疑论者又犯了逻辑性错误。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怀疑论者都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没有杏花村就没有《清明》诗的今天。杜牧一生的涛篇1000余首，《清明》诗并非其最好的作品，但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只有这首诗。这不能不说杏花村盛产名酒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杏花村，如果没有杏花村的名酒，杜牧的这首《清明》诗必然会大大失色。由此可知，杜牧的《清明》诗与山西杏花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硬要将两者分开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不顾史实的假设或主观臆断罢了。

在“干和”汾酒名传全唐的同时，竹叶青酒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被咏唱传诵。初唐诗人王绩在《过酒家》诗中赞曰“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

唐代的瓷器烧制技术前进了一大步，唐三彩、绞胎、绞釉等名瓷以及名色釉、青釉、青花瓷等纷纷出现，同时，金银铸造、雕刻发展到鼎盛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酒具种类很多，造型新颖奇特，有如百花争艳，更加趋于精巧，标志着我国酒器进入成熟时期。这从汾酒博物馆中的白釉鸡身壶、青釉盖罐、灰釉星点短流壶、黑釉双系直口短流执壶，以及四个鎏金马蹄杯等酒具就可略见一斑。而酒杯容量与前代相比明显要小，与现在酒杯比较接近，也说明唐代白洒出现，酒度增高，酒杯缩小。

汉族为主的两宋，与辽继而与金之间，以及辽与金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进行，自然是以国家的财力物力为代价的，酿酒业再次为填补国家的财政缺口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加上北宋初期政府奖励土地垦殖，利用戎兵并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改进农业生产工具，促进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至中期，曾一度出现社会繁荣局面。因而，中国酒业及黄酒酿造达到封建社会最辉煌时期，葡萄酒的工艺有了实质性的改进，药酒的研究和应用更加普及，酒的品种及有关酒的著作大量涌现，酒与诗词、酒与书画的杰作层出不穷。特别是医学博士朱翼中所著《北山酒经》，全面阐述了较大规模酿酒作坊的酿酒技术，是我国古代酿酒史上学术水平最高，最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经典，风行中外。由于酒业发展，酒肆不断增多，而且出现了建筑考究、装饰华丽的酒楼，。宋代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画卷中，可瞥见当时汴京酒楼饭馆的盛况。

国酒昌，汾酒兴。宋时，杏花村酒家林立，产销两旺，每年端午节时都要举办“花酒会”。届时，各地的名花异草，陈年美酒，云集杏花村，远近客商百姓，纷纷赶来品酒赏花，热闹非凡。特别是八槐街车水马龙，“甘露堂”、“醉仙居”、“杏花春”等酒家纷纷翻新房屋，增加铺面，酒旗高挂，并集资建了大戏台，与周围的老爷庙、真武庙、郎神庙和宏伟的护国寺浑然一体，气势非凡。以八槐街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多达70余家酒垆的酒乡闹市。其中甘露堂、醉仙居门执纱灯上书写“太白遗风”大字，格外醒目。宋时，汾酒仍称为干和，每年向朝廷贡酒，均由甘露堂大酒肆提取，故宋时汾酒又被称为“甘露堂”。当时，汾州所产“羊羔酒”也很有名气，《北山酒经》详细记载了其酿法：“取肥嫩之羯羊肉，加水煮烂，肉丝加于米之上蒸饭，肉汁在蒸饭过程中加入米饭内，或在下酿时加入米饭中，酿法同其他酒。由于作料加入了羊肉，因而味极甘滑。” 《北山酒经》中提出，判定酒曲(大曲)好坏的主要标志，是曲中有用的霉菌长得多少：“心内黄白，或上面有花纹，乃是好曲。”它至今仍是初步判定汾酒大曲——青茬曲的质量标准。这种技术上的绵延流传，也证明了汾酒在宋代的制曲酿酒技术之高。《北山酒经》中又载：“竹叶青曲法”和“羊羔洒法”在原来曲子配方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川芎、白术、苍耳等，以增加酒的风味。这和今天竹叶青洒的做法已比较接近。著名历史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杯竹叶穿肠过，两朵桃花脸上来”的对联，《水浒传》中也有“野店初尝竹叶青”的诗句，说明竹叶青酒在当时名气之大，流传之广。

元代，中国的蒸馏白酒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普及，尤其在北方逐步与黄酒平分秋色。杏花村在宋时发展起来的羊羔酒，在元代经过工  芝改革，成酒后色如冰清，香如幽兰，味赛廿露，即成酒中绝佳，很  快闻名全国。明代王世贞在《酒品》中曾赞曰：“羊羔洒出汾州孝义等县，白色莹彻，如冰清美，饶有风味，远出襄陵(酒)之上。”不仅国人称道，连洋人也嗜饮，政府便将羊羔酒以山国特产出口英、法等国，并在出口洒瓶上贴上杏花村商标，商标上尚有一副题联：“金蹬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是中国洒第一次贴标出口。从此，山西杏花村的羊羔酒便在世界十崭露头角，为中华美酒增光添彩。至元末，杏花村各酒坊所产之酒作为汾州府最重要的特产，儿乎成了汾州府的代名词，故而杏花村各酒坊的酒开始被统称为“汾酒”，远销省外和国外之酒则署名“山西汾酒”。

宋、辽、金、元时期瓷器技术发展、普及得很快。宋瓷领受柴窑烧制技术后，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民间常见的单道釉酒具有杯、樽、壶、罐、盔、瓶、注碗、盏、盅等。辽金时代出现了辽三彩和玛瑙盅、提链水晶杯、水晶杯、带把玻璃杯抑抑斗形银杯等新品。其中水晶杯又叫水晶珠，据说一个水晶珠可换一匹马，因而又叫马价珠，足见制作之精美。汾阳地区宋金辽时期的酒具比较丰厚，而且地方特色非常明显，如汾酒博物馆中所藏的宋代影青瓷注(483)、酒碗(119)、黑釉铁锈花酒坛(738)、白釉褐彩酒坛(739)、黑色珍珠釉酒罐(164)、白釉黑彩玉壶春(02)、黑釉雕花梅瓶(131)等；辽代三彩龙把葫芦瓶(116)、白釉鸡首斋(士21)、白釉鸡冠壶(446)；金代黑釉堆贴人头纹双系把流壶(920)、褐釉双鱼酒瓶(565)等等。其中元代的有一个白釉褐彩题字洒罐(360)，肩部题有对联一副：“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水游鱼得味成龙。”上腹还题有一首打油诗：“米真曲、酒又高，仙来饮、赴蟠桃，李方问酒谁家好，白回言，此处高。”名洒配名器，相映竞争辉，使汾酒文化和中国酒文化更加流光溢彩。

汾酒历经唐宋的重大发展、转变后，在元代开始出口西欧，至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魁，汾酒代表着中国酒业一步步走向成  熟，走向国外，终于跻身干世界名酒之列。

四、民国霸业

民国时期的杏花村汾酒事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当时的白酒业都是首屈一指。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创造了中国酒文化史上许多个“白酒之最”。

1、“义泉泳”与杏花村酒业的统一

汾酒史研究学者一般把汾酒老字号“义泉泳”的前身——宝泉益的创立，作为近代汾酒工业的开始。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汾阳县南垣寨绅士王协舒在杏花村东堡卢家街独资开办了宝泉益酒坊。

王家是当地富户，在汾阳县、北京、天津经营多处商号、银号。宝泉益酒坊创立时的投资没有记载，但到民国4年(公元1915年)王氏分家时，资产折合白银2000两。

民国4年(公元1915年)，宝泉益酒坊转由其三弟王协卿接管，改名为“义泉泳”。王协卿对酒坊进行大力整顿，投资改善生产条件，聘请宝泉益原总管掌柜孝义人杨德龄(字子九，号四正堂，孝义下栅人，1859—1945)为经理，对杏花村其他酒作坊“德厚成”和“崇盛永”采取友好协商的办法，以“义泉泳”为主进行了合并，形成了

“人吃一口锅，酒酿一眼井，铺挂一块牌”的崭新柜面，即杏花村人

称为“一道街、一片铺、一东家”的“三一”格局。

自此，杏花村酿酒业得到了统一，实力壮大，技术力量加强，汾酒的质量明显提高。就在1915年，义泉泳生产的“老白汾酒”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为使这一殊荣永垂青史，王协卿、杨德龄请汾阳籍文人申季庄撰写了《申明亭酒泉记》，详述始末，勒石立于杏花村古井旁。

民国8年(公元1919年)，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杨德龄兼任经理，义泉泳所产汾酒由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包销。8年后因内部不和，合作停止。此后义泉泳营业日渐萧条，最终于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以9600银元的价格全部转卖给晋裕汾酒有限公司。

对义泉泳的兼并，标志着汾酒事业告别了当时中国酒业普遍的旧的管理模式，彻底进入公司化的经营时代。

2、唯一获巴拿马赛会甲等金质大奖章的白酒品牌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全称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后人简称“巴拿马赛会”，是美国国会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召开的国际性大型博览会。

《中国食品》杂志1988年第9期至第12期连载了刘景元先生撰写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实况重述》一文。文章根据1917年2月出版、中国巴拿马赛会筹备局长兼监督陈淇主持编撰、郑孝胥题签的《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纪实》一书整理而成，具有市要的史料价值。文中记载，巴拿马赛会于1915年2月20日上午8时正式开幕。共有31个国家，20万家展品生产厂和送样单位参加，展品在农业、工业、食用、园艺等11个陈列馆分别展出。开幕的第一天，参观人次达20万，整个展览期间参观人次达1900余万，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国际博览会之一。

巴拿马赛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向世界展示经济水平的历史性盛会。中国赴美展品达10余万种，重1500余吨，展品出自全国各地4172个出品人和单位。共获奖章1218枚，为参展各国之首。

巴拿马赛会的奖项共设六等。

一等奖为(甲)大奖章。我国获64枚，其中酒类5枚，分别为山西省高粱汾酒、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的各种酒、直隶省高粱酒、河南省高粱酒及广东省果酒。其中只有汾酒和张裕为独立品牌，而以酒类划分，则实际上获得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等奖的白酒品牌只有一种，那就是山西汾酒。

二等奖为(乙)名誉奖章。我国获64枚，其中酒类2枚，分别为上海真鼎阳观各种酒及江苏仙居出品分所的酒。

三等奖为(丁)金牌奖章。我国获258枚，其中酒类22枚，有北京的葡萄酒、仿洋洒，山东兰陵公司的兰陵美酒，广西药果酒，河南开封的各种酒及江苏、浙江、安徽的金波酒、玫瑰酒等等。

四等奖为(戊)银牌奖章。我国获337枚，其中酒类2l枚，贵州公署的酒位列其中。贵州公署酒据有关资料证明为荣和烧房送的茅台酒。

五等奖为(己)铜牌奖章。我国获258枚，其中酒类4枚，有直隶省葡萄酒等。

六等奖为（丙）奖启（无奖牌）。我国获奖227份，酒类空缺。以上史料确凿地证明，中国白酒品牌中只有山西汾酒获得了一等奖。杏花村《申明亭酒泉记》记其事云：“……马拿马赛会航海七万里而遥，陈列其间冠绝岛国，得邀金牌之奖。于是汾酒之名，不惟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洲矣。”《并州新报》以“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之醒题，向国人欢呼曰：“老白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会一鸣惊人。”自此，老白汾酒誉  驰中外，名震四海，成为享誉国际的世界名牌。

3、中国白酒业第一家私营股份制企业

巴拿马赛会一举夺魁，引起了山西督军阎锡山的高度关注，决定对汾酒进行提倡，遂指定专人与杨德龄协商合营，但由于双方意见不统一，合营之事便搁浅了。阎锡山的副官张汝萍见公商两家合议不成，便打算私人集股办理。他联络了一些朋友共同商议，拟集股开设推销酒的商店。他们又把杨德龄请来商议。商议结果，决定由张汝萍等5人，各认股金500元，计2500元，义泉泳以酒入股，认2500元，组成晋裕汾酒有限公司。1919年1月，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成立。经营方式为由义泉泳供酒，晋裕公司经销。经理均由杨德龄担任。

杨德龄经理在以往经营义泉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有限公司”的一般章程，形成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四项基本制度”。即资金股份制、管理分权制、薪俸三三制、人事避亲制。

晋裕汾酒公司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三年一选，监事会一年一选。日常事务，各司其职。遇有重大事件，召开联席会议商决。历届董事、监事，除张汝萍等发起人外，以后陆续增选的有冀贡泉(汾阳人，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傅瑶(汾阳人，曾任山西省银行副理)等许多山西省要员。

“薪俸三三制”即：薪俸由月薪、红利、红包三部分组成。月薪按优良、普通、劣等三个等级确定，劣等留用一年，表现好可晋升普通级，如仍无长进，年终即行辞退。“红包”又名“赏钱”，一年只有一次，奖优罚劣。“红利”以入股额、利润之多寡决定，年底一次分红。当时中国普遍使用的分配制度是年劳金制，而这种有特色的月薪制不仅有一定的先进性，并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此外，杨德龄经理还推行了新的会计制度，并主张用人不用亲眷的“避亲”原则，杨经理子孙满堂，无一亲人跟随其左右，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义泉泳与晋裕公司共合作8年。

1927午，义泉泳因供酒价与晋裕公司的售出价悬殊太大，要求提价，晋裕公司不矛调整。加之义泉泳内部起了内讧，决定不再供应晋裕公司汾酒，而且撤去杨德龄在义泉泳的经理职务。

晋裕公司的资本，当时已达5万元，在山西500家酒业中居于首位。而且杨德龄离开时，带出了义泉泳的半套人马，专任了晋裕公司的经理。并于当年即在杏花村购得房产，成立了晋裕公司酿造厂，自产自销。其规模与义泉泳相当。分裂后的义泉泳因经营方式陈旧，管理不善等原因日见衰落，到1932年晋裕公司便以9600)元的价格彻底购买义泉泳的一切房产、招牌及生产工具。

晋裕公司兼并义泉泳之后，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据资料记载：晋裕公司1930的纯收益为3683元8角，吞并义泉泳以后，利润大大增加，1935年纯收益上升为8377元2角，到1936年，又增加到12544元7角，每股红利7．5元，红利率高达士5％。日产酒达到2000市斤，并新建扩建了太原罐头厂、新华泰料器厂、平遥面粉厂、杏花村晋裕酿造厂和义泉泳造酒厂，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白酒企业。

1937午，抗日战争爆发。为汾酒事业奋斗了66年的杨德龄老先生以79岁高龄辞职返归故里。连年战乱加上军阀、政界的腐败，使晋裕公司经营日见衰竭，奄奄一息。1949年，人民政府以8000元的代价，收购了晋裕公司在杏花村的酿造厂。晋裕公司以这笔钱与另一私商合并经营文具业务，1951年倒闭。晋裕汾酒有限公司遂成为历史。

4、中国白酒业第一枚注册商标

1923年5月4日，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商标史上第一部《商标法》。1924年，晋裕汾酒公司杨德龄经理高瞻远瞩，率先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的第一枚商标——高梁穗汾酒商标。该商标上印有汾酒荣获巴拿马赛会甲等金质奖章图案、山西展览会最优等奖章图案，商标图案由一株高梁穗和23颗饱满的高梁组成。并注明“总酿造场山西汾阳县杏花村义泉泳记”、“总发行所山西太原省桥头街晋裕公司启”等字样，商标四角印有“环球驰名”四字。同时还有一段文字说明：“此杏花村汾洒前在美洲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经世界化学、医学名家确实化验，共称品质纯粹，香味郁馥，酒精虽多，确于卫生有益。本公司为保持名誉、便利顾客起见，特设总发行所于山西省城，凡大雅客商须认明本公司高梁穗商标，惠顾是荷。”

在该商标最下面还印有晋裕汾酒公司的“消费者热线”：“电话二百七十一号”。

5、中国白酒业第一个品牌体系

义泉泳的产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汾酒，以老白汾酒为代表；一类是以老白汾酒为基酒的果露、配制酒，以白玉露、玫瑰露、状元红和竹叶露为代表。

自1904年起，义泉泳在杨德龄经理的带领下大规模研制配制药酒、果露酒。他们以老白汾酒为基酒，先后试制成功“葡萄”、“黄汾”、“茵陈”、“五加皮”、“木瓜”、“佛手”、“玫瑰”、“桂花”、“白玉”、“状元红”、“三甲屠苏”等10余种低度配制汾酒露，加上清初大学者傅山先生配方的竹叶青生产工艺，形成了中国白酒业第一个以白酒为主、配制酒为辅的完整的品牌体系。其中“白玉、竹叶青、状元红、玫瑰”与“老白汾酒”并驾齐驱，成为杏花村五大名酒。

6、中国白酒业第一次实用性科学研究

1933年，时任天津塘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的方心芳先生来到了杏花村，开始了中国白酒业第一次系统的实用性科学研究。

而当时的杨德龄先生从事汾酒酿造已经60余年，是当时全中国最顶级的酿酒大师，也是真正的“汾酒通”。一个微生物专家和一个酿酒专家在一起共同研究了半个多月，分析化验，思索论证，掌握了汾酒酿造的几百个研究数据，对汾酒的酿造工艺进行了全面总结，这就是著名的汾酒酿造七大秘诀：“人必得其精、曲必得其时、器必得其洁、火必得其缓、水必得其甘、粮必得其实、缸必得其湿”。而且时隔不久，方心芳写出了我国制曲酿酒的第一批科学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等，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方心芳先生是我国现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酒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酿造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等，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7、晋裕汾酒有限公司的企业理念

“振兴国酒，品优价廉，信誉至上，优质为本，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是晋裕汾酒公司杨德龄经理毕生创业之宗旨。

在这一企业理念的指导下，汾酒生产的质量管理极其严格，杨德龄经理的工作风格就是天天曲房进，酵屋出，点拨于烧锅前，指教于酿造间，一旦发现违反工艺操作的做法或者影响产品质量的事情，决不留情。精益求精的质量管理，使汾酒品牌的声誉日隆，几乎囊括了民国年间全国性展览赛会的全部金奖。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之后，国内的各种同类赛会也渐渐多了起来。汾酒几乎是只要参加就拿头等奖。如1918年获中华国货展览会金质奖，1922年参加南洋劝业会赛获一等奖，1934年获山东国货陈列馆特等金奖，1935年、1936年蝉联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物品展览会特等金奖。抗战开始前共获国际金奖2次，在国内6次夺魁，共获金牌8枚。山西督军阎锡山亲自先后题写了“中外驰名”、“名闻海外”、“名震四海”、“味重西凉”4块金字招牌。

7、中国白酒业第一个全国市场网络

随着汾酒的品牌价值越来越高，销售市场也就越来越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晋裕汾酒公司一改过去的黑釉陶瓷瓶包装为玻璃瓶包装，并除在太原市桥头街日常批发、零售外，在汾阳县城开设了“通信诚”字号，作为晋裕汾酒公司的产品分销处和转运站。然后在全省各县市及省城各大饭店、商号设点代销，同时在北平的前门大街、大栅栏、琉璃厂、天津的法租界、南京的中正街、市府路以及上海、石家庄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或代销店。

当时汾酒市场网络的盛况通过上海的一份工商资料可见一斑。

据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商社团志》记载：

1935年，上海有关酒业的同业公会共有6家，其中酒类专业协会3家，参加汾酒公会的业主数量高达226家，是当时上海最大的酒类专业协会。

1．酱、酒号业公会

代表人  张大连

地  点  邑庙豫园酒业公所

业主数  290

2．酒菜馆业公会

代表人  朱励公

地  点  劳合路139弄12号

业主数  135

3．粱烧酒行业公会

代表人  黄裕明

地  点  南市毛家弄265号

业主数  51

4．酒糖杂货公会

代表人  吴资生

地  点  洋行街105号

业主数  45

5．土黄酒作业公会

代表人  方忠恒

地  点  邑庙豫园路248号

业主数  32

6．汾酒业公会

代表人  谢振东

地  点  西门方斜路老平里1号

业主数  226

1942年，上海登记的酒业公会中增加经销汽水啤酒业，代表人 朱祖鸿，地点  云南路65号。

1945年，上海酒业公会中新增洋酒食品业公会，代表人 沈照穆，地点  南京路慈淑大楼618号。

同业公会的活动在50年代还非常活跃，大抵在50年代末上海工商业在公私合营以后才逐渐平缓。

以山西大本营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石家庄全国五大城市为中心，汾酒及其系列产品很快辐射到全国各地，成为当时中国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名酒。

转载自（汾酒集团）